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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川民国“五老”乡贤精神述略

乡贤”一词始于东汉,官方的定义为“生于其地,而有德业学行著于世者。”迄于明清,各州县均建有乡贤祠,以供奉历代乡贤人物,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官方纪念、祭奠仪式。民国时期,虽然经历巨大变革,但乡贤精神一直延续,在各地都有一批积为国为民的人士,黎川民国“五老”就是那个时代的乡贤代表。

一、黎川民国“五老”之生平

中国近代史是一段屈辱、抗争、求索交织并存的历史,各阶级各阶层为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上下求索寻求救国出路。或许,我们对仁人志士的印象停留在孙中山、宋教仁等革命党人身上,或许我们对思想家的观感停留在梁启超、胡适等大学者身上。回望历史,我们真切感受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即便在不起眼的边陲小城,也有一批出则读书救国,退则行善地方的“士大夫”,比如在黎川民国历史上,就曾有五位社会贤达——李啸天、邓养源、杨景洛、涂宗鼐、郭威白,根据学养、人品、资历与社会影响力,他们被社会各界尊崇为黎川民国“五老”。

李啸天(1880-1952),黎川龙安镇高岭村人。少时习文练武,人称文武全才。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乡试中举。曾选授广东梅县任县令。连任两届,因治理有方,政绩卓著,深受百姓爱戴。卸任时,百姓送“万民伞”以示感恩。辛亥革命后,李啸天拥护孙中山先生,曾在任广州的大元帅府任职。1926年,随李烈钧主席回江西,在省政府任秘书长。李烈钧奉召至南京后,李啸天弃官回乡归隐。他将所住宅院题名为“邀月山房”,邀月相伴,以阅读书报、撰写诗文安度暮年。由于他的学养、人品与资历,家乡各界尊他为“黎川五老”之首。

上世纪五十年邓洋源先生与孙女邓家凤在武汉留影

邓养源(1886-1957),字观涛,黎川县城人。前清秀才,青年时代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一段时期遭清政府通缉而逃往南方各地。民国创立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他擅长中国画,在江西创办过美术专科学校,并担任校长兼执教高教班,是当时颇有名气的国画家、美术教育家。抗日战争时期,他回到家乡,积极参与家乡的社会公益事业。作为黎川社会各界尊崇的“五老”之一,他参加了黎川教育推行委员会,黎川县立初级中学筹办委员会、黎川难民收容安置委员会和黎川县抗日后援会的筹备和后续工作,深受群众爱戴。

杨景洛,又名迪夫,号志斋,黎川县城人。前清廪生,清末废除科举考试后,他享受公费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生物学,获该大学师范部博物科得业生(学士学位)。归国后,曾充任江西省官立学校教习。不久后,又任江西“全省禁烟公所”总理,为江西省禁烟禁毒事业做出了不懈努力。民国二年(1913),被选为省议会议员;民国三年,担任新喻(今新余)县知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还一度担任过黎川县县长。卸任后,他未在政府部门担任实际职务,却在家乡热心从事社会公益活动。

涂宗鼐(1883-1970),字骏夫,黎川县城人。清末廪生,后入两江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南昌模范小学、临川中学、黎川县立初级中学任教,后任黎川县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编纂民国时期的黎川县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江西省文史馆馆员,长期从事文史研究工作。1959年1月,他应邀参加黎川县政协首届委员会议,相继被选为县政协一、二、三、四届常务委员。1970年因病在县城逝世,享年87岁。

郭威白(1899-1968),原名开瑜,字远湘,号星叔。黎川县城人。1922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后赴美国留学,获哥伦此亚大学政治硕士。民国时期,他初任广东大学讲师,1924年改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书科长,又调任青年部秘书。1926年再度赴美国,任三藩市《少年中国晨报》总编辑。后又入美国纽约大学深造,1930年获纽约大学法学博士。1931年任国民党中央执监非常会议设计委员会委员。同年任广东省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1932年,任国民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总务处主任,1934年8月试署实业部国际贸易局副局长,1935年11月改任副局长,后任海外部主任秘书。1939年至1947年5月,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秘书处处长。1937年8月和1946年11月,两度当选国民大会江西省代表。1947年被聘为宪政实施促进委员会研究委员会委员,上海《民报》杂志社总理。著有《比较宪法》《战时国际公法》《世界各国外交政策》《威白文存》等书。1949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感召下,郭威白等人在香港宣布与蒋介石政权决绝。回到大陆后,他先后担任广州华侨大学法学院院长、法商学院教授、中山大学教授兼亚洲史资料室主任。1954年,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当选为民革中山大学支部委员、民革广东省委员会候补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郭威白多次遭受冲击,于1968年5月29日不幸离世。1978年7月29日,中共中山大学党委为郭威白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二、黎川民国“五老”之乡贤精神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是传统士大夫的使命,在民国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一代又一代读书人凭着爱国豪情,或实业救国,或教育救国,或政治救国,以寻国家出路。黎川民国“五老”是近代乡贤的代表,这辈人充满理想于国于民读书救国,参加革命,于乡于家行善地方,播撒仁义。

(一)读书出身,安身立命

李啸天的邀月山房

李啸天母亲过寿存留瓷碗,黑体字为李啸天书法

黎川民国“五老”或科举出身,或留学西洋,处于新旧交替的时代,他们思想新潮,接受新事物。“五老”互相敬重,英雄相惜,品酒作诗,挥毫泼墨,谈古论今,涂宗鼐的“梯云学舍”与李啸天的“邀山月房”只一墙之隔,“梯云学舍”的门首也是李啸天的题字。两江高等师范学校开设“图画手工科”,邓养源和涂宗鼐一同在图画手工预科乙班学习,108名毕业生中江西籍学生有32人,占毕业生人数的三分之一,他们作为本土第一批美术教育家对江西近代美术教育事业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是邓养源,很早就确立美术教育的思想,由于擅长中国画,在江西创办过美术专科学校,并担任校长兼执教高级班,培养了一批美术人才。

涂宗鼐才思敏捷,能文擅楹联,上世纪30年代参加全国报刊征文比赛,其文章《论英雄与豪杰》被评为三等奖。据张炳炎老人回忆,蒋介石原配夫人毛氏去逝,各地大搞祭祀悼念活动,县政府请涂宗鼐拟挽联,涂作“备极光荣委座夫人专座母,同声哀悼前方将士后方民”,由中田鲁百驭挥毫书写,用黄绸缎衬底,在老街游行展览,非常肃穆。还有一次,涂宗鼐与朋友打牌,来人报丧“寿昌寺死了和尚”,他随口一句“蓬莱阁添上仙人”,一副挽联即成。涂宗鼐的文章由其堂侄涂炽焜誊抄,可惜这本《骏夫文集》在文革时被烧毁。

郭威白系学者出身,接受的教育最为正规、最为完整,先后在南洋中学(高中)、国立北京师范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政治硕士学位)、美国纽约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与著名法学家徐恭典、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梅汝璈并称“三位江西近代留美法学博士”,《中国近代留洋法学博士考(1905-1950)》记载其求学经历。郭威白与妻子刘蘅静(著名女权活动家)入选《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中国近现代名人生平暨生卒年录(1840-2000)》。

(二)思想开明,咸于维新

两江师范学校仿日本教育模式,教师多宣传维新思想,学生思想较为开放。从小具有美术天赋的邓养源,同样怀揣着以“西学”救国救民的朦胧思想,在开设的新式学堂里,如饥似渴地刻苦学习。著名美术教育家姜丹书曾回忆邓养源的趣闻,“宣统元年,江苏咨议局开议时,常与邓观涛等同学凭票旁听,得识张謇、黄炎培及马相等民主人士。有一次,校中特请马相伯先生来校演说,阐明民主意义。全校学生争先恐后旁听,会场太小,颇形凌轹,李监督以秩序不佳,特下手谕,痛加训诫。行草写成,文辞谆挚,书法朴茂,写至一丈多长,忽而后半段不知被何人撕去。抗战期间我避难在沪,吾友刘海粟君袖一手卷出示,赫然即此物,奕奕有生气。读其跋文,方知是同学邓观涛爱而攫去秘藏的。经此寇乱,乃由江西流落到上海旧货市场,为刘君购得。”

1910年12月,经过三年零两个月的学习,邓养源和涂宗鼐以优异成绩毕业后选择在省城南昌打拼。武昌起义爆发,邓养源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1913年1月,邓养源与宁廷森、邓惟贤、余廷佐、吴鸿钧、车炳炎、黄贮波等十九人,当选江西省议会议员。半年后,袁世凯免除江西李烈钧、广东胡汉民、安徽柏文蔚的都督职,令李纯密切注意赣籍国民党人动向。10月28日,北洋政府发布《购缉江西议员令》,大肆捕杀革命党,诬蔑“江西候补参议院议员黄缉熙、彭廷桢、徐薰、邓观涛(养源)等四名,逆迹昭彰,行为悖谬,黄缉熙与李逆狼狈为奸,侵蚀盐款,数逾百万,情节尤重,恳通令缉拿、惩治等语。黄缉熙等助逆有据,自堆稍事姑容,著各省都督、民政长分别移行。一体悬赏缉拿,务获惩办。”邓养源被迫逃亡南方各地。经此一役,他看透党派争斗,萌生退意,欲转回美术和教育本行,后受两江师范同窗方芷庭校长邀请在景德镇竟成小学教书,传播新式教育思想,逐步形成办教育以振兴中华的爱国理念,并由此确定了美术教育的人生之路。

1911年,杨景洛和孙振渭等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创办江西法政专门学校,其办学目的是培养新式法政人才,改造国家,因此,这所江西法政专门学校是参与政治革命的组织机构,该校同人先后参与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以及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1917年,孙中山先生南下护法,建立广东护法军政府,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出师讨伐段祺瑞,杨景洛等“本校同人遂间关赴粤,追随先总理,奔走西南各省。”根据《军政储职员录》记载,1918年,杨景洛被委任广东护法军政府大理院(最高法院)书记官,协助推事(法官)从事审判工作,如录供、编案等,并担任总务工作。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国会推举的非常大总统,筹划第二次护法运动。在《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中有一份“旅粤赣人卢式楷等致孙中山电(1921年4月10日)”,其中李啸天、杨景洛、孔绍尧等人通电拥护孙中山。“至十一年北伐军(1922年的北伐护法)兴,孔绍尧以游击总司令名义统率二三支队,由左路入赣,杨景洛以游击队指挥名义带领第一支队随赣军总司令彭,由中路入赣,同时徐元诰主持江西政务,刘濂述任本大营谘议,赞助戎机。”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杨景洛和孔绍尧代表江西法政专门学校发诔文吊唁,相关历史载于《总理奉安实录》。

李啸天、杨景洛等人通电拥护中山先生

杨景洛在广东护法军政府大理院任书记官

李啸天曾两任广东梅县县令,但他思想开明,具有革命精神。辛亥革命后,拥护孙中山先生,曾在任广州的大元帅府任职,由此结识随中山先生得力助手、元帅府总参谋长李烈钧将军。二李“上马能武,下马能文”,同为赣人,年龄相仿,惺惺相惜,亲密无间。1926年北伐军入江西,11月攻占南昌。国民政府电召李烈钧任命其为江西省政府主席,李啸天随之回江西任省政府秘书长。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李烈钧奉召至南京后,李啸天看透时事,弃官回乡归隐。

涂宗鼐在民国初年,参加县长资格考试,获全省第二名,分派湖口县长,因不满官场繁文缛节和伪善面孔,上任几天便挂印辞职。后一位省府大员请他去省城任职,他还是辞谢不干。1935年11月16日,涂宗鼐被委任为宁冈县政府第三科科长,负责商工矿、森林、水利、道路、桥梁、土地、农村合作、度量衡、著作出版、建设及其他有关文化、教育事项。此后,他回归教育事业,多年来一直在小学、中学担任教师。

郭威白虽为江西人,但常年活跃于广东,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民主革命,并得到重用。25岁时,就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书科长、青年部秘书。1925年,广州革命政府对军阀陈炯明部开展东征,郭威白组织成立广大各界代表大会东江慰劳队并担任主席,置办酒肉、牛奶、饼干、毛巾、药品等对东征部队进行慰问,并进行民众宣传。他与廖仲恺、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关系融洽,一度参与调查廖案始末,起草了《国民党中执会秘书处郭威白关于廖仲恺被刺经过报告稿》。他对共产党抱有好感,这也为日后香港起义打下基础。宁汉合流后,国民党左派一直不受重用,因而郭威白此后未在核心部门任职。此外,郭威白系学者出身,著书立说,擅长研究政治国际关系、宪政与法治,出入教坛与政坛,长期从事东南亚和美洲华侨史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公开发表过反击国外反动派排华的文章,编写了《东南亚各国中国史籍介绍》等资料,为东南亚和美洲华侨史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作出了贡献。

1949年1月至1950年初,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不甘心在内战的全面失败,妄图利用暗杀手段,对持有不同政见、准备走和平之路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著名的爱国人士等进行“定点清除”,郭威白也被军统列入最后的暗杀名单。1949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感召下,郭威白与龙云、黄绍竑等44名民主人士在香港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宣布与蒋介石政权决绝,并呼吁“忠于主义忠于人民的国民党同志们,我们应当彻底觉悟,我们应该立刻与反动的党权政权决绝,重新团结起来,凝成一个新的革命动力,坚决地明显地向人民靠拢,遵照中山先生的遗教,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合作,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发展而继续奋斗,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我们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对于现阶段的革命有所贡献,才可以创造国民的新生。”

(三)行善地方,热心公益

1.奔走办学,筹备抗战自救

抗日战争期间,黎川处于抗战后方,收容了来自抗战前方的伤残士兵、省城的逃难百姓,“五老”积极筹备大后方自救和教育活动,参与黎川教育推行委员会、黎川县立初级中学筹办委员会、黎川难民收容安置委员会、黎川县各界抗敌后方援助会的筹备和后续工作,深受群众爱戴。

1938年7月“黎川县立初级中学筹备委员会”成立,社会各界推选杨景洛、涂宗鼐、邓林材、令锡管、余景文、邓观涛、邓长继等7位先生为筹备委员。时值日寇入侵,国难深重,面对办学国民党政府无财力、无人力、无心力,但各位委员不负父老乡亲重托,四方奔走,八方求援,经过两年的筹备,终于在1941年8月宣布“黎川县立初级中学”正式开办(同年12月经省教育厅核准立案),由师范学校科班出身且有办学经验的涂宗鼐出任首任校长。面对百无一有的状况,涂宗鼐只能因陋就简。几经协商,校舍选定郭家祠堂,稍事修整,并请木工做100套课桌櫈,东挪西借凑了几套教师办公桌椅。教职员实行聘任制,专兼职并举。由于经费不足,涂宗鼐把夫人拉来做校工,既当炊事员又兼司铃,掌管每日作息时间。开办当年8月,招了98名新生(学制三年),聘任5名教师。郭家祠堂便成为黎川历史上第一所中学最早校址。1942年,经校方交涉,各方声援,县政府拨城南门之文庙作校舍,校园面积约20亩。当时搬迁经费极少,仅将文庙陈旧建筑稍作修整后加以利用。

此外,“五老”积极参与筹建“各界抗敌后方援助会”,常常前往当时设在黎川文庙的“国民党陆军第四十四后方医院”看望、慰劳从抗日战场上下来的伤兵病员,帮忙联系江西中学、章贡中学、江西省立南城乡村师范学校、临川初级师范迁黎事宜,到收容棚屋探访从沦陷区逃难来的难民群众,到穷苦百姓家里劝说动员他们送子女上学。

2.呕心沥血,编修《黎川县志》

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方志的编修。方志是重要的地方文献,是一个地区的史书,享有“地方百科全书”的美誉。正因如此,方志在历史长河中发挥着“存史、育人、资政”的重要作用。自同治九年(1870)《新城县志》编修以来,长达70多年的时间里我县未组织大规模的修史工程,中间又经历“清朝到民国”的大时代更替以及1914年“新城到黎川”的县名变更。

1945年12月25日,民国黎川县第一届参议会成立,前排右三邓养源、右五杨伯清、右六潘明光,前排左七武惕予。

1945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曾在国民政府实业部和江西公路局任职的潘明光被委任为黎川县长。潘明光属实干派,注重文化,诚邀“五老”为家乡文化事业再贡献一把力量,编修新城改黎川后的方志以惠及子孙。因此,于1947年5月16日,邀请李啸天、涂宗鼐等人成立“黎川县文献委员会”,全面搜集有关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资料,续写黎川从咸丰十年至民国的历史篇章,涂宗鼐担任“黎川县文献委员会”主任。然战乱频仍,风云巨变,社会动荡,黎川县文献委员会的成员们几经辛苦,于1949年初完成新城县更名后的第一部《黎川县志》。就在该史书即将付梓之即,由于形势大变,加上县财政拮据,民国《黎川县志》印制工作无奈被暂且搁置。1952年6月,黎川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洪水,县政府办公场所被淹,《黎川县志》的书稿和为修志而搜集的资料或被水冲走,或浸泡腐烂,这一损失终成为黎川历史上的千古遗憾。李啸天、涂宗鼐等人捶胸顿足,仰天大哭,李啸天更是抑郁成疾,抱憾而终。

三、乡贤精神,道德榜样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乡贤是国家对有作为的官员,或有崇高威望、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贤达予以表彰的荣誉称号,是对享有这一称号者人生价值的肯定。“乡贤”离“乡民”更近,风土人情,一脉相承;民俗民心,源远流长。乡贤的成就与作为,对于乡人来说最具有典范性、永久性、普遍性和激励性。可以说,乡贤是一种文化的符号,乡贤精神是一种看得见的哲理。

黎川民国“五老”出则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入则以造福桑梓为归宿,其家国情怀,其仁义之风,感召日月,感染乡民。历史远逝,这代人的追求与担当、气魄与使命激励着我们,温暖着故土,永远为乡民铭记,书史册传世。

SOLDIER History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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