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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也毒舌,败也毒舌!鲁迅发文怒怼梅兰芳

整个民国时期,人们对民主和科学的追求从未停歇,诞生了三位著名的思想家、政论家与作家,分别是梁启超、胡适与鲁迅

梁启超的成就自不待言,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近代与康有为等发起著名的“公车上书”,领导戊戌变法,曾担任光绪皇帝的顾问,岂知维新功亏一篑,只能远遁日本,后提倡新文化,支持五四运动,倡导文学革命运动。

胡适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而闻名于世。他率先从事白话文学创作,撰写了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批新诗,掀起“问题与主义之争”,主张改良,提出了学术上影响最大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的治学方法。

然而,鲁迅则是三个人之中的“异类”。

鲁迅蔑视为官从政,以文学见长,尤以杂文为甚。在他的杂文里,充斥着强烈的愤世嫉俗之感。所谓“愤世嫉俗”,就是他身上既有中国传统文人的风骨,也继承了他们尖酸、刻薄、清高、傲慢等“文人相轻”的弱点。

这种双重性格的叠加,成也鲁迅、败也鲁迅。它既令鲁迅的笔触像手术刀一样,对中国民众的劣根性展开了解剖式批判,观点鞭辟入里,丝毫不留情面,也造成了他心胸狭隘,缺少同理心,很难对外界、对他人有慈悲心。

其实,作为一名作家,无论如何愤世嫉俗,无论如何把民族的劣根性、人性的阴暗面看得多么透彻,但在八分鞭挞之外,一定要有两分超于时代、世俗的慈悲大爱,将作家自己的人格提升,这便是圣人教我们的宽恕之道。

在这个方面,鲁迅与梁启超、胡适比较起来,似乎是有云泥之别。为何如此?答案是性格决定命运。梁、胡二人,更懂得如何做人,审时度势,而鲁迅凡是看到不平事,便会拍案而起,即使是同行,也是尖酸刻薄,不做丝毫保留。

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作为亚洲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中国文艺界自然欢迎备至,许多文艺界名人陪同他游山玩水,出席讲座。当时,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先生也在其中。

大概鲁迅可能不服梅兰芳这样的名头,觉得泰戈尔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大诗人,梅兰芳又不是中国艺术届的精英翘楚,如何配地站在泰戈尔身边?于是针对梅先生最擅长的京剧里的“男扮女装”,撰文嘲讽,引申出一连串的文化结论。

例如,当太监、不男不女、缺乏阳刚之气等,最后还不忘捎带给梅先生一枪,挖苦到:“我们中国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这种论断偏狭之气,流露无疑,难免不给后人留下名不如人便嫉恨、甚至讽刺打击的“小人之心”。

鲁迅的这种性格,自然也不受人待见。

因此,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鲁迅。在世时,他的朋友并不多。1936年10月,鲁迅逝世,梅兰芳缺席葬礼;新中国成立后,梅兰芳担任中国文联副主席,每年鲁迅诞辰和忌辰的活动,也总是托故不到,可见鲁迅的笔触对梅先生伤害之深。

纵观鲁迅毕生的成就,除杂文外,首推旧体诗。诗中的句子,如《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信手拈来,很有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雪莱和拜伦的风采。他的散文也很富艺术特色,如《故乡》《社戏》等这些回忆小时候绍兴生活的散文,温情自然流露,展现了鲁迅颇具人情味的一面。

毕竟,鲁迅自身的性格充满冲突,愤怒多于慈爱,文风锋利如一把匕首,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所以品读鲁迅,如吃四川麻辣烫,鲜香麻辣;胡适则如粤菜,清而不淡,鲜而不俗,嫩而不生,油而不腻;梁启超虽不乏激进的文字,但文风雍容华贵,读之如食京帮菜,取料广泛,花色繁多,调味精美。

这个时代,我们还是需要一点鲁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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